---世‧界‧觀

卡夫卡125年誕辰紀念（Franz Kafka, 1883-1924）

卡夫卡教我如何超越一切界線的可能性，這不是在寫小說──小說是將現實浪漫化，逃離真實的世界──而卡夫卡是教我如何更加認清這世界。──米蘭‧昆德拉

卡夫卡曾居住過的「黃金屋」小巷。照片／鍾文音攝影

1924年，維也納近郊的一所醫院內，一位罹患結核病的病人，嚥下最後一口氣。他臉部那暗鬱的稜角，凝聚著一種釋不開、晦澀的孤獨，一種彷彿積鬱了整個人生的遺緒與內遁，他，怯怯幽暗地陷入另一個世界了。

前一天，一位維也納的詩人特地前來，並且表明身分，有請院裡的主治大夫多關注這位叫卡夫卡的病人，只因為他是位作家。醫生不耐煩的回應︰「卡夫卡？！我知道啦！就是那位十二號病床的病人啦！不過，您又是誰啊？」

這時的卡夫卡，除了被朋友趕緊運回布拉格之外，沒人理會，沒人知曉。事隔一年後，布拉格出現了一本叫作《審判》的小說，引起了文壇側目，這部作品的作者已不在人世，是由他的摯友布絡德（Max Brod）代為出版的。還好，這個布絡德，是個「不守信用」的遺囑執行人，不然按照卡夫卡生前的遺願，照約束，所有畢生的手稿，都須付之一炬。

青銅適合他的憂鬱

和一位擁有德國文學博士學養背景的捷克女子，一起漫步布拉格。我們循著卡夫卡生平的時間軌跡，一步一趨，試圖拼湊著他寫作與生活的精神圖像。於是，一邊背誦著他作品的片段，一邊來來回回地重複著走過不同的幽巷。因為，就如同他的作品──《城堡》一書，盤根錯節，韜晦未明；四處皆是，亦四處皆非。

卡夫卡時代的布拉格，有著約7%的德語人口，這是一群所謂「上層社會」、奧匈帝國統治階級的官方用語；至於捷克文，則是庶民的語言。「德文是我的母語，但是捷克文深根蟄伏我心。」雖然卡夫卡如是說，但是，具備民族意識的語言之爭，在小時候的學校裡，就壁壘分明的開始了。

卡夫卡1889年至1892年在布拉格的住所。照片／洪雯倩攝影

卡夫卡的父親，是一個成功的猶太商人，在布拉格搬了幾次家之後，事業越發騰達，最後，在市中心一間昔日貴族的寓所，承租下店面。但是生意上發達的經營管理方法，不見得適用在一個天生纖細、易感、憂鬱的孩子身上。「這些付費的冤家！」這是卡夫卡的父親謾罵他的那些員工的口吻，可想像的是一種專制、獨斷，又極端實際的身段。這種巨大的父親身影，和卡夫卡那先天與眾生迥異的性格傾向，隨著時間流逝，像一層又一層的陰霾，籠罩在這個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身上，他，被送入最好的學校，講德文，衣著講究；但是，卻和父親漸行漸遠，到最後，甚至南轅北轍，水火不容。

這一切，卡夫卡無法講，只好用寫的。

卡夫卡誕生的紀念館牆上，立著一面青銅、略顯扭曲的浮雕，我想，青銅，最適合他。

蛻變的由來

踱步於摩爾道河（Die Moldau）上那座如童話般精美的查理橋，才不經意地一望那波波水紋，心頭馬上不可自已地湧起史梅塔納（Bedrich Smetana）的那首交響曲──《我的祖國》（Ma Vlast），裡頭那段描寫摩爾道河的旋律。瞬間，一切文化上朦朧未解的地帶，一一自動剝落，方曉然，這緩緩流動的樂音，何以來之，簡直是形塑斯拉夫人心靈的具體化。寬廣之餘，毫無霸氣；洪流之際，不失溫和，不疾不徐地，渾厚的容納了一切卑微與恩怨。

越過石板鋪砌的橋要造訪的是，位於對岸城堡上，一間卡夫卡曾經寫作的小屋子。

卡夫卡一輩子都活在布拉格。讀書、工作，皆離不開城市核心，所以，我們只好跟著大街小巷的轉，他的求學過程順遂，以法律博士之銜，畢業於布拉格大學之後，在保險公司任職。早在1889年時的奧匈帝國，就已經有相當發達的勞工職災的保險系統了，波希米亞平原係當時奧匈帝國最大的工業區，所以，位於這塊平原上的首善之都──布拉格，理所當然的成為官方最大的勞保機構所在地。以卡夫卡內向、退縮、文靜的性格，當個文官，是頗為合適的工作，他通常從早上八點工作到下午兩點，小憩片刻後，利用晚上、夜間寫作。寫作，只是他個人對抗自我、剖析內心的必要作業，並沒有那個「文膽」發表。但是基本上，作為一個藝術家，面對著日復一日辦公室僵化、一成不變的生態，就如同卡夫卡和他父親的對峙一樣，彼此格格不入。卡夫卡絕對是個盡責的職員，甚至當到總祕書的職位，成為官方不可或缺的左右手，但是，在他眼裡，「辦公室的工作，對著時鐘發愣，把時間『坐』滿的壓力，尤其是最後一秒鐘，好似成為解放人生的跳板。」這，才是卡夫卡的肺腑之言。

在家中，卡夫卡和小妹感情最好。今天，布拉格左岸的城堡，一條幽靜的小巷裡，有一棟一樓高的矮屋子，這是以前卡夫卡夜間寫作的藏匿處，也是這位小妹替他租賃的避世地窖。日後，他的三位妹妹先後死在集中營，僅剩兩位姪女浩劫餘生。與我同行的這位德國文學家，和卡夫卡的其中一位姪女熟識，現今，她已是位八十開外的老婦了。

但是，連最關心他的妹妹，在小說的最後，都會棄他而去。《蛻變》（1915）書中的兒子主角一日醒來，發現自己已非人身，變成蟲豸，雖然他是家中的支柱，但是卻不敢吭聲，只躲躲藏藏認分地待在房裡，全家僅有那位會拉小提琴的么妹，同情照料他，但漸漸地，隨著時間的慣性與淡化記憶，妹妹也忘記餵食了。蟲死後，家庭為減少這一負擔，和不能見人的隱晦，大大鬆了一口氣。

魔幻寫實，寫的是內心的潛意識，也是卑微的縮影；凸顯的是「不存在」的價值，甚至──不值得存在的價值。

必須再一步退回到原點

布拉格市的卡夫卡紀念像，卡夫卡跨騎在一個奔跑的虛無的人體身上，是捷克藝術家Jaroslav Rona 的作品。聯合報資料照片／記者蘇斐玫攝影

接著，卡夫卡蛻變成「傑出的泳者」。

《傑出的泳者》（1920）敘述一位得到奧林匹克獎的游泳健將，他在致感言詞時，竟然表示：他根本不會游泳。這種謬論，不是卡夫卡故意營造的詭譎和弔詭，我們在他同年十月的日記裡可窺見端倪，清瘦的卡夫卡本身是個善泳者，但是他卻有一套「回歸繞圈子」的經典邏輯：「我跟其他人一樣會游泳（這已是謙辭了，他比一般人游得好）；只是，我的記憶力，卻也比一般人好些，無法忘記還不會游泳時的那種感覺。因為我忘記不了，所以，即便會游，也無濟於事，所以，我不會游。」

如同他的名字：「卡」──夫 ──「卡」，回到原點。

這也難怪，卡夫卡會一直解除婚約，訂了婚，六個禮拜後，又解約。這來來回回的事，先後和不同的兩個女性一共發生了三次，他無法克服已經到達目的地的事實，必須再一步退回到原點，才算是完成，才能體會到存在的實感。

否定已經會的泳技不消說，更誇張的是在小說《審判》當中，那個明知無罪卻還逃不掉的兒子，最後，情節演繹成，裁決書中的兒子，得馬上溺斃。

這一切，我想，在《給父親的信》一書中，有著最清楚不過的解釋和告白。這是一本從未寄發出去的書信集，卡夫卡從小時候的回憶開始撰述：在夜裡被從床上拖起來罰站的慘痛經驗，到長大後父親嫌惡他的未婚對象──甚至請偵探蒐集不利於該女性的證據。他無能為力以對，敬畏、愛恨交加，想請求諒解又不得其門而入；繆思的呼喚，在他父親的耳中是無用的呻吟；威權實際的性格，迫使細膩的靈魂遁逃到內心不堪、幽微的角落。

卡夫卡的終極荒謬

Milena Jesenska，卡夫卡結識的女性中最聰慧的一位。

這是一部最「白話」的卡夫卡。有鑑於此，卡夫卡開始營造內心的「城堡」，他的城堡彎彎曲曲，不見天日，有的只是囚困、掙扎、疏離、控制、無首無終。但是，在真實生活裡，曾經有一道曙光照耀過「城堡」，她是米勒納（Milena Jesenska, 1896-1944）。米勒納可說是卡夫卡結識的女性中最聰慧、最具理解包容力的一位時代女性，兩人的情誼多處於書信往返的狀態，她那時人在維也納當記者，正處在一樁不幸的婚姻當中，《城堡》一書中的隱喻：那位受制於城堡主人而不能自由脫身的女侍，就是米勒納的再現。米勒納曾譯著卡夫卡的作品，兩人的書信集，可說是時代精神的反照與文學傑作的交集。

馬奎斯曾比喻卡夫卡的作品精神，是一種神奇的真實主義（magic realism）；而同為捷克籍的作家米蘭‧昆德拉，關於這位銜接布拉格文學精神的巨擘，曾有人對他的小說做了一個極美的概括──「對存在的詩意的沉思」。我想，這詩意除了來自布拉格的美麗之外，應還有著更重要的因素，他筆下斑斕的世界，不是憑空想像架構的，米蘭‧昆德拉本身曾表示：「卡夫卡教我如何超越一切界線的可能性，這不是在寫小說──小說是將現實浪漫化，逃離真實的世界──而卡夫卡是教我如何更加認清這世界。」

因此，卡夫卡的「終極荒謬」，終得以成真。

真實藝術化；藝術真實化。

我想，因為卡夫卡，所以布拉格得以擁有一位哈維爾之流的文人總統。

【2008/12/28 聯合報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