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-世‧界‧觀

大江健三郎談文學與歷史
第二篇 作家的社會良心

如果到了最後，我所寫的關於亞洲的事，被認定有罪、使得教科書被改寫……使得日本在亞洲所進行的殖民地主義的犯罪、軍國主義的犯罪都漸漸、漸漸從教科書上消失，我認為這對我的人生來說，是最大的汙點……

每天寫作五小時

陳世昌：大江先生，想請問您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事。

大江：請說。

陳世昌：不知道先生您平常一天二十四小時時間上是怎樣分配的？

大江：我早上很早起，大概六點鐘起來，然後走一個小時的路，在我家附近的散步道。七點回來，就喝個咖啡，不吃早飯，然後開始工作。從七點開始到十二點，工作五個小時。一天的工作大概是這樣，接著就吃飯，然後大概都是看書。晚上也會稍微工作一下，大概三個小時，七點到十點左右。工作、寫論文，之後便躺下來看書，睡前喝一點啤酒，就是這樣非常簡單的生活，幾乎不出門。說起來，光（編者按：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大江光，天生智力障礙，成為知名作曲家）現在四十五歲了，前一陣子背後的胸椎骨受了傷，很讓人擔心，像今天下午我就要帶他去復健中心，一個星期兩次，帶光去醫院也是我的工作。我的生活就是這樣而已，早上起床以後走走路、工作、讀書，如此而已。

陳世昌：所以寫稿都是在散步回來後的五小時？

大江：是的，大概最多就是五小時，現在有時候是在修改稿子，七、八點開始，一直持續差不多五個小時。

陳世昌：大江先生目前的《沖繩札記》，訴訟還在進行中，會不會妨礙您寫稿？

大江：當然，多少有影響。

陳世昌：現在二審也判您勝訴了。

大江：對，初審跟二審都勝訴了，現在被上訴到最高法院，正在進行審理。對方的上訴書已經讀過，我們這方的答辯書也終於完成，剛送到法院去。我想，判決結果應該就快出來了吧。

沖繩戰爭是錯的、日本的戰爭是錯的

對我來說，為什麼會覺得沖繩的問題這麼重要？與台灣的各位也當然有關係，因為就在鄰近。以沖繩為中心來看，四周環繞日本、台灣、中國以及韓國、菲律賓，我認為沖繩可以說是亞洲全體的中心。也因此，沖繩人嘗了很多苦痛，也被最徹底地犧牲。在戰爭期間、戰爭的最後，被犧牲掉，甚至戰後還繼續被犧牲，現在還有美軍基地在那裡。我認為這對日本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問題。我思考戰後民主主義，也投入比如說憲法九條會的創立，跟我一起從事這個工作的加藤周一先生、小田實先生，不久前都去世了，但這個工作還在持續進行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就是廣島的問題。我深入研究，寫了《廣島札記》這本書，這是我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事。

我還關心憲法的問題。這些問題，我從快三十歲的時候開始研究。二十二歲開始寫小說，光在我二十八歲的時候出生，那時候開始思考很多事。我覺得自己對日本的事情一無所知，所以就先到廣島，寫了《廣島札記》。隔年我去了沖繩，那時候沖繩還在美國的占領統治之下。接著我回到日本，寫了《沖繩札記》。

可以說我從三十歲左右開始研究這些社會問題，到現在有四十多年了。這四十年來，我研究、參與社會活動、寫書，都是針對三個問題：民主主義/憲法的問題，廣島/原爆的問題，還有沖繩問題。四年前，由於將近四十年前，應該是三十七年前寫的《沖繩札記》，兩個前日本軍人和他們的家屬提告，說我的書損害名譽，也因此進行了四年的訴訟。後來初審和二審都判我勝訴了。如果最高法院也照著之前的判決，判定我的書並未損害對方名譽，駁回對方的上訴，那我的書就能照常出版。這本書現在還在市面上流通，已經有超過五十萬部的發行量，每年增刷二到三次。可以說，現代作家寫的有關沖繩的書裡面，能這樣長期被閱讀的，我的書應該是其中一本。

現在有一個問題是，日本有個「新歷史教科書製作會」以及「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」，他們主張，比如說日本沒有進行南京大屠殺、沒有把台灣變成殖民地。這兩個團體的主導者是重疊的。他們認為，沖繩戰爭是正確的戰爭，在沖繩並沒有發生軍隊讓日本市民集體自殺的事。我認為沖繩戰爭是錯的、日本的戰爭是錯的，這樣的主張他們認為才是完全錯誤的，要把這些從教科書裡刪除。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。

沖繩戰爭也是日本軍對日本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，可是日本人並沒有對此做出任何贖罪，當然對中國、對台灣也沒有。而日本某些評論家，雖然承認在戰爭末期，軍隊在沖繩對日本人犯下罪行，讓大約七百個人集體自殺，卻說這些人是為了日本國心甘情願而死，死得很美。他們當然不會厚顏無恥地說「在南京被屠殺的中國人是心甘情願死去的」，不過會說，日本在南京大屠殺時殺死的人數沒有那麼多。或者，比如說台灣，成為殖民地的人受了很多苦，像霧社事件那樣悲慘的事件，去看看歷史，是數也數不清的。戰後，又因為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關係，台灣雖然有很好的經濟發展，可是在國際上一直處於政治問題的困境之中。可是他們這些人，卻好像日本殖民台灣是正確的、對台灣人是非常好的、是很受台灣人歡迎的一樣，要推銷這種錯誤的歷史觀。

絕對不會退讓，完全不會妥協

在日本，現在的趨勢是，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人所犯的罪、推行殖民地主義所犯的錯，都從教科書上刪除。我已經七十四歲，大概只能再工作個五年吧。像我這一代人，小時候經歷戰爭結束，記得戰爭中發生了什麼事，記得廣島和沖繩的悲劇，聽過日本軍隊在中國的行徑。擁有這些記憶的人，也就是我跟井上廈（井上ひさし）這類人，應該是最後的世代了。如果我們所寫的事情，被認定是錯的、被判決有罪，因而這些史實從教科書上被刪除，我的書也被禁止出版的話，那麼我一直以來思考民主主義、沖繩、廣島問題，還有這背後更大的中國、韓國、北韓、亞洲等問題時所從事的工作──在寫小說之外，同時從事的評論工作──就會化為烏有了。所以我這個司法案件，就是對他們要更改教科書的一個抵抗。我絕對不會退讓，完全不會妥協。

陳世昌：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個解決？

大江：是的。總之，這個訴訟的勝訴，是到現在為止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事了。當然，光帶著身體上的障礙出生也是很大的事。我上大學時遇到很好的老師；我因為寫小說，在世界各地交了很優秀的朋友，跟他們學了很多東西；然後，比如說我可以去中國、去韓國，這次還要去台灣，能夠談談我這個世代的人對亞洲的想法，這是我人生的結構。如果到了最後，我所寫的關於亞洲的事，被認定有罪、使得教科書被改寫，讓孩子們不再學習關於沖繩集體自殺的事，使得日本在亞洲所進行的殖民地主義的犯罪、軍國主義的犯罪都漸漸、漸漸從教科書上消失，我認為這對我的人生來說，是最大的汙點。

（唐顥芸整理，吳佩珍、彭小妍修訂）